讨论 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？

2005-12-01 08:58:00  点击量:

      萧春雷：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。早些时候官方的统计数字说，中国的艾滋病携带者约84万人。像中国的其他数字一样，有人说它不准确，太少。更可怕的是它的增长速度每年高达40%，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预测，到2010年，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可能会达到1000万人。　黄鸣鹤：对于中国现有艾滋病的感染人数，官方、学者和民间有着不同的统计数字，而且数字相去甚远。可以说根本没有权威数字存在，因为根本没有进行过科学、全面的调查和统计。

　　萧春雷：我问个简单的问题，在中国，肝炎、癌症、心脏病患者也很惊人，为什么艾滋病尤其受到关注呢？

　　曾莉莉：首先，它不可治愈，蔓延很快；更关键的是它成为一种商品的附属物，存在交易，比如卖淫。

　　黄绍坚：它跟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习性——性息息相关。还不仅仅是商品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观念。其实，中国大多数的艾滋病不是卖淫嫖娼得来的，前三位的传播渠道分别是：血液、吸毒、亲属。

　　萧春雷：人大性学教授潘绥铭说，人们把艾滋病聚焦在性上面是借口整肃道德。他还指出，通过性传播艾滋病的机率很低，只有500分之一，如果使用安全套，只有10万分之一，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飞机失事概率，低于北京市一个月里的交通事故死亡率。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者，主要集中在云南，传播渠道是共用针具吸毒；其次是河南，农民卖血；只有大约7%来自于性传播。

　　曾莉莉：艾滋病的迅速传播跟中国的社会管理大有关系。河南的血贩子端着盆子采血，血站不经化验就直接卖给医院。

　　林翔云：我想，在城市化、科技主宰的今天，人类是否离自然越来越远了，所以才产生各种现代病。假设人类不这样生活的话，也许就没有这种病了。

　　黄绍坚：艾滋病恰恰是现代文明报复社会的代价。

　　曾莉莉：用中医的观点看，天地万物都是共济的。其实艾滋病毒是存在于非洲动物身上，一直都有，感染了人才传播开。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许多现代疾病的诱因，现在的状况是“与癌共存”、“与艾滋病共存”。

　　萧春雷：没有特效药吗？

　　曾莉莉：现在仅仅能做的是延长艾滋病人的生命。

　　林翔云：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

　　黄绍坚：躲是躲不掉的。说可怕一点，打针、输血、拔牙都可能传播。而且，假设艾滋病有智力的话，绝对是最聪明的病毒，它天生地隐藏在白细胞里，而白细胞的天职是杀病毒的，一旦把白细胞除掉，人体也就崩溃了。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它会身体哪部分攻破，现代医学根本无法预防。

　　谢挺：我看过科教片，艾滋病的病毒非常奇妙，非常漂亮。

　　萧春雷：就像女人，越漂亮的越致命。没人负责的艾滋病

　　萧春雷：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，又是社会问题。我们不是医生，所以只谈社会方面的问题。前几年只有一些民间人士如高耀洁在做工作，现在政府也重视了，吴仪副总理亲自去看河南的“艾滋村”，还与高耀洁握了手。

　　黄绍坚：温家宝也跟艾滋病患者握了手。

　　林金源：安南来中国访问，谈到中国的艾滋病对整个世界都有影响——这话其实是在委婉批评中国。确实，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增长速度非常快，特别是像河南出现“艾滋村”这种情况，在国外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政府没有很好尽到责任。直到现在，还持一种作秀的态度，比如派官员慰问。

　　黄绍坚：不是作秀，我恰恰认为是人道的进步。

　　陈斌：能够作秀也是一种进步。但现在国内有些地方把艾滋病当政治指标，变得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发现有艾滋病的案例也尽量捂住。

　　黄荷灯：官方怕引起社会恐慌和混乱，不敢拿到台面上讲。

　　陈斌：一方面地方政府怕没面子，搞得遮遮掩掩的；另一方面是管理体系有问题。

　　萧春雷：可能还有个原因是，艾滋病主要发生在农村的贫困人群、卖淫和吸毒这样的亚社会群体当中，大家漠不关心。而SARS得到重视是因为发生在大城市。任何病只有危及社会精英才会受重视。河南非法采卖血，弄出一个艾滋村这么大的事，居然没有人负责，不可思议。

　　艾滋病有道德含义吗

　　萧春雷：艾滋病当初在美国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幸灾乐祸，认为那是“性解放”的报应。如今，吸毒与卖淫嫖娼人员成了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，整个社会因而歧视艾滋病患者。疾病本来是中性的，现在却有了道德的含义。我们认为那是不正常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。

　　曾莉莉：追溯到非典，也是因为广东人吃动物，全国人民都痛恨。提到癌症，会认为我又没做坏事为什么得？

　　萧春雷：原来我们认为癌症是报应，现在转到艾滋病上面了。我们想，只要我们不嫖娼不吸毒，跟我们就没关系。实际上，河南卖血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仅仅因为贫穷。也许你不穷，去医院看病输血感染上了。我觉得，应该从艾滋病上剥离道德因素，它仅仅是一种疾病。

　　曾莉莉：疾病本身没有道德之分，但通过传播渠道比如卖淫嫖娼客观上起到道德影响。

　　萧春雷：如果人类不犯错误，就不会得疾病吗？

　　谢挺：我就不懂人们为什么老是聚焦在卖淫嫖娼上，为什么老是往那个地方想。

　　林翔云：我还有一个看法，即使艾滋病能治，肯定还有其他病不能治。淋病、梅毒当时被说成是上帝派来对人类性泛滥报复的使者。当时梅毒也不能治，现在能治了，又来了艾滋病。艾滋病攻克了，照样会有别的。我觉得艾滋病有积极意义，提醒人类有些事该做，有些事不该做。

　　谢挺：往另一个方面思考，艾滋病毒体现了生物的多样性。

　　曾莉莉：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，有一规律是相生相克：艾滋病治好了，又会有其他病出来。

　　萧春雷：现在一个社会问题是歧视艾滋病感染者。

　　曾莉莉：其实，善待艾滋病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。以前出现过艾滋病人拿着空针头乱扎路人的事件。　我们能做什么

　　萧春雷：帮助艾滋病人以前是民间机构做，现在官方机构也在做。高耀洁最初把钱寄给艾滋病孤儿，后来发现钱被孤儿的亲戚弄去乱花了。我们普通人对此能做什么？

　　黄荷灯：我觉得关键是要让社会知情，人人自危，也许可以减少传播。否则老百姓还以为艾滋病还很遥远。

　　谢挺：我主张道义上给予坚决支持，经济上一毛不拔。否则谁知道钱又跑到哪去了？

　　林翔云：为什么演戏要让包公赈灾？因为老百姓认为这种钱是最容易被截流贪污的。记得小时候听过一首民谣：“天空下红雨，大水淹田土，政府来救济，救济救干部。”

　　陈斌：现在有的官员和科研机构在借艾滋病发国难财，把艾滋病当成索要社会资源的筹码，很没道德。有些民间机构也有问题。

　　萧春雷：艾滋病人也成为资源，比如替制药厂试验新药。有个报道说，河南农村当时惹来艾滋病的一个血头，现在到处拉艾滋病人试验药品，继续挣大钱。艾滋病人穷，病急乱投医，大家居然很拥护他。

　　朱路明：我的一位外国朋友来中国前医生提醒他小心艾滋病，第一不要乱性交，第二带避孕套。老外对中国人不用避孕套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艾滋病当然主要通过血液传播，但现在已经扩散了，性行为和血液两种方式同等危险了。老外很关注这方面的教育，因为跟他切身利益有关。

　　黄绍坚：当初厦大关于避孕套售货机进校引起很大争议。本来这个争论太弱智了，就像开车坐前排非得戴上安全带一样，并不是鼓励开快车，而是万一出事别让情况太坏。避孕套也是同样道理。

　　曾莉莉：要阻断艾滋病发展，政府应该提倡防范措施，比如用一次性针筒。

　　萧春雷：这涉及到法律问题。向吸毒人员提供一次性针管，和向卖淫人员提供避孕套一样，明知他们非法，却提供作案工具，岂不是共谋？

　　曾莉莉：现在流行有个新的名词叫“次道德观念”。正面的道德宣传是不要吸毒；但你非要吸毒不可时我给你提供卫生的针管，那就叫“次道德”。

　　黄鸣鹤：艾滋病人也可以考虑自助和互助，可以通过社团或慈善机构的方式，在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设立自己的“人民公社”，一个能安静治疗或坦然面对未来的地方，由艾滋病患者、医生、志愿者自行管理。当然，政府无权将感染者强制隔离，患者是在自愿的前提下加入此类群体的，并有随时离开的权利。政府有义务对此类机构进行资助和引导。

　　曾莉莉：我觉得，帮助艾滋病人仅仅靠个别行为是远远不够的，要靠整个社会的治理。社会要树立艾滋病就在身边的危机意识，并给予艾滋病人以平等和关爱。司空小月 刘宇

　　本期参与嘉宾：曾莉莉（医务工作者）、林翔云（高级工程师）、黄鸣鹤（法律工作者）、黄绍坚（研究生）、陈斌（投资业老总）、林金源（大学教师）、朱路明（艺术家）、黄荷灯（中学教师）、谢挺（媒体记者）、萧春雷（本版编辑）